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5bp至3.5%-3.75%,并宣布将于12月12日开始购买3年以下美国国债,首月400亿美元。
一是,美联储如期降息25bp,并启动扩表。美联储降息25bp至3.50%-3.75%,并宣布12月12日起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短期国债。此为2025年以来第三次降息,主要基于:通胀影响弱于预期、就业市场压力显现、高利率推升实体经济成本,以及为2026年预留政策空间的谨慎考量。
二是,“风险管理式”降息,决策基于不完整数据。本次降息在关键数据(非农、CPI)未公布、内部分歧较大的背景下实施,属于“信息盲区”中的风险预防操作。鲍威尔释放“等等看”信号,暗示需待明年1月数据进一步明确后再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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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展望202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温和宽松是主基调。美国经济呈现“就业降温但未衰退、通胀回落仍高于2%目标”的特征。2026年政治因素将进一步校准政策:5月倾向宽松的人更可能接任主席(目前哈西特概率高),但需平衡政治诉求与央行独立性,且票委结构可能偏鹰;11月大选前白宫将施压降息,但不愿承担通胀反弹风险。这决定了美联储不会大幅宽松,仅以适度操作托底增长。
四是,受鲍威尔鸽派表态和美联储扩表影响,宽松交易开启。大类资产表现为美股上涨;美元走弱、利好非美资产;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利好黄金和有色金属。需注意的是,当前全球市场估值较高且AI泡沫言论升温,短期或现调整与获利了结,但长期利好逻辑未变。
五是,美联储降息对中美经济均形成利好。 对美而言,降息可降低利率成本、支撑消费与融资,为经济软着陆争取空间;对中国则打开外需改善、资本流入、政策宽松的窗口期,美国需求提振利好中国出口,中美利差改善将吸引外资流入,北向资金已现增持趋势,也为国内货币政策宽松提供条件。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趋势已经明确。中国经济潜力大,只要全力拼经济,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则东升西降和信心牛可期。
第一,本次会议为偏鸽派降息,降息25bp、鲍威尔发布会多次强调就业的非线次加息对抗通胀后,美联储于2024年9月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此次降息是2025年以来的第三次降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5bp至3.50%-3.75%,今年累计降息75bp。
第二,12月12日开启技术性扩表(RMP),首月购买400亿美元3年以下美国国债,旨在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缓冲,维护其正常运转,非刺激经济的QE。主要因为前期缩表和财政部大量发债、政府关门TGA抬升的背景下,银行体系准备金水平已降至相对低位,年末资金又偏紧,明年4月缴税季TGA的大幅上升也会大量抽取准备金,因此美联储通过买短期国债向体系“补水”,保证联邦基金利率牢牢待在目标区间内、货币市场运行顺畅。
第三,美联储对经济预期乐观,上调GDP预测,下调通胀预测,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主要是因为AI对美国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关税对通胀的压力缓和。与9月经济预测摘要(SEP)比,12月预测GDP增长上调0.1个百分点,为1.7%;PCE、核心PCE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为2.9%和3.0%,失业率未变。
第四,点阵图与市场预期存在分歧,2026年路径高度不确定,我们认为鲍威尔任期内依旧采取数据依赖、边走边看的谨慎立场。点阵图显示2026年降息一次,而市场定价降息两次。这主要基于四点现实约束:一是,FOMC内部分歧巨大,本次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惊险通过,三位反对者中一人主张更激进的降息50个基点,两人主张维持利率不变,凸显委员会对经济前景与政策节奏缺乏共识。二是,决策依据的数据并不完整,12月会议前关键的非农与CPI数据均未发布(分别在12月16日和18日公布),美联储相当于在“信息盲区”中操作。三是,鲍威尔在发布会上明确释放了“等等看”信号,暗示需待明年1月获得更充分数据后再做判断。四是,2026年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可能偏鸽、中期选举带来政治压力等,这些因素都将加剧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第一,关税对通胀的实际影响弱于预期,叠加通胀预期回落,使得就业市场的显著下行压力是政策调整的更优先考量。4月对等关税实施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未转化为现实;美国企业多以自身利润吸收关税成本,消费者承担比例仅一成左右,这使得关税对通胀的拉动远低于预期。9月美国PCE与核心PCE同比均稳定在2.8%,通胀预期降温,12月密歇根大学1年通胀率预期降至4.1%,创今年2月以来新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业市场的疲软;11月“小非农”ADP数据显示私营部门就业减少3.2万个,为2023年3月以来最大降幅,与市场预期的增加2万个反差强烈。
第二,美国经济虽保持温和扩张,但高利率环境下,消费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显著上升,传统利率敏感型行业的需求受到明显抑制。中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已捉襟见肘,美国家庭在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在2025年三季度已基本耗尽,2025年Q3信用卡贷款拖欠率为2.98%,汽车贷款拖欠率为3.81%,信用卡拖欠率及汽车贷款违约率均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新高。消费者信心低迷,密歇根大学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3.3,同比下降28%。2025年11月,穆迪Baa级企业债收益率已升至5.86%,较2024年同期上升约50个基点,高收益债券平均收益率维持在6.6%以上,企业实际借贷成本创2009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住宅建筑活动急剧萎缩;2025年1-11月单户住宅开工同比下降8.4%,多户住宅开工同比下滑27%,总住宅开工量已跌至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
第三,依旧是风险管理式策略,降息25bp是为了防止经济下行、并为未来预留空间的审慎操作。美联储的决策逻辑是在一系列相互矛盾的风险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就业增长已明确放缓,失业率有所上升,这使得完全按兵不动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漠视,加剧金融条件的紧缩;另一方面,通胀水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目标,若采取50个基点的激进降息,不仅可能向市场传递不必要的衰退恐慌,还可能重新推高通胀预期。因此,选择25个基点这一温和、可预测的步调,其深层意图在于进行明确的“预期管理”,向市场确认降息周期仍在持续,以稳定信心。这既是对当前就业疲软和下行风险增加的及时响应,也为核心通胀的进一步回落争取了时间,同时为2026年可能面临的财政政策博弈与经济结构变化保留了宝贵的政策灵活性。
对大类资产:受鲍威尔鸽派表态和美联储扩表影响,风险溢价显著下降,宽松交易开启,利好风险资产;美元走弱、利好非美资产;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利好黄金和有色金属。股市,美联储降息利好风险资产,美股上涨,道指涨幅接近1.1%,标普500涨幅接近0.7%;纳斯达克指数涨幅0.3%;板块轮动方面,银行与科技股领涨,高成长科技板块受益于降息预期与AI投资加码。外汇市场,美元承压,利好欧元、英镑等非美货币,人民币升值。美元指数下跌0.6%至98.64。商品市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利好大宗商品,主要是铜铝等有色金属和黄金,工业金属如铜价可能受益于需求预期改善而获得支撑;美联储降息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对金价形成利好。现货金价由跌转涨,涨幅0.5%,报4217.09美元/盎司;白银表现强劲,创历史新高,涨1.83%至61.78美元/盎司。债市,2年期收益率下行,10年期收益率企稳。宽松交易是主线,但需要注意,今年全球市场普涨、估值较高,且近期AI泡沫的言论不断,短期可能有调整和获利了结情绪,长期牛市逻辑未变。
对美国:2025年渐进式降息的核心影响是降低利率成本、支撑消费与企业融资,对经济提振有限。美联储货币政策从3月-6月受通胀粘性与关税冲击维持紧缩倾向,到9月因就业下行风险启动降息,再到12月第三次降息,本质是将政策从“非常紧”调至“温和偏紧”,美国通胀已经从高位明显回落但仍高于2%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适当放松,为小幅降息创造了空间;劳动力市场从“过热”转向“降温”,失业率上升和招聘放缓,是促使美联储在9月和10月先后降息的直接经济背景。实体经济层面:降息更多是防止经济失速。全年经济呈现“一季度负增长、二季度强反弹、下半年放缓”的波动格局,并未因降息立即进入高增长。金融条件层面:融资成本显著下行。2年期美债收益率年内下降约60个基点,30年期房贷利率下降近70个基点,缓解房地产和企业部门的利率压力。资本市场层面:市场反应总体积极。降息预期与落地支撑了美股估值,使得企业在高利率环境下仍能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缓冲了对实体投资的冲击。
对中国: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趋势已经明确,对中国而言,是外需改善、资本流入、政策空间打开的重要窗口期。一是,刺激出口改善。美联储降息一定程度上托底美国消费和投资,从而稳定对中国商品和中间品的需求,中国对美出口有望得到提振。二是,资本回流,利好我们的股市、楼市。中美利差改善,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入中国的资产市场。对于中国资产而言,A股和港股有望受益于外资流入和市场流动性改善。三是,为国内货币政策宽松打开空间。当然,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10月中国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放缓至年内低点,面对内需偏弱、外需不确定性的复杂局面,宏观政策加力提效的必要性明显上升。
202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大方向是“温和降息+有限流动性宽松”,将在经济基本面支撑与多重约束的博弈中开启温和宽松进程。这一方向的核心支撑是当前美国经济现状:就业市场呈现温和降温态势但未触及衰退红线,通胀虽受关税等供给端扰动逐步回落,却仍高于2%的政策目标,同时白宫的政治降息压力与美联储内部决策共识要求形成平衡。基于这一现状,美联储的政策操作将呈现“松中有紧”的特点:一方面谨慎小幅降息、配合阶段性扩表,适度释放流动性以托底增长;另一方面坚决避免大幅宽松,因为过度宽松会推升通胀预期、压低期限溢价,进而放大长端利率对财政赤字与美债供给的敏感度,可能引发10年期美债收益率“顶牛式”上行,反而收紧整体金融条件。
2026年的三大关键事件将进一步校准这一“既要宽松、又要克制” 的路径:一是,2026年5月鲍威尔任期结束后,特朗普大概率提名偏鸽派人选(目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概率较高)接任美联储主席,新领导层虽会在意愿层面强化降息与边际扩表倾向,但美联储内部分歧传统与央行独立性原则将形成制衡,轮值票委人员变化导致票委结构可能更偏,避免政策转向激进宽松;二是,11月中期选举前,选民对高生活成本、高房贷利率的不满将促使白宫与国会持续施压,要求进一步放宽流动性,但政治层又不愿承担通胀反弹的责任,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会迫使美联储在“响应诉求”与“坚守目标”间反复权衡;三是,美债供给激增与财政赤字高企形成硬约束,一方面需要通过下调短端利率托底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控制宽松力度以稳定长端利率预期,防止美债市场流动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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