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今天跟我抱怨,说春节准备出国旅游,但外汇只允许兑换5万美元,这太不自由了,这是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连兑换都要受限制?
因为这种资本管制,表面上看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实际上是保住了你我的饭碗,甚至保住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要讲清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只看眼前,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是何等风光?一个个经济增速惊人,被西方媒体捧上了天。
他们在工业底子还没打牢、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就听信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忽悠,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进出。
结果呢?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钱,像嗜血的鲨鱼一样涌入亚洲。
他们先是制造泡沫,推高股市和楼市,让当地人沉浸在财富暴增的幻觉里,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通过做空货币和股市,瞬间撤走所有资金。
一夜之间,泰铢,韩元腰斩,几十年的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韩国甚至不得不发动国民捐金戒指来替国家还债。
这一幕,给当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也深刻地塑造了后来三十年中国的金融国策。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定下了一个铁律:人民币可以在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下必须严格管制。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以卖袜子、卖手机赚外汇,这是做生意,国家举双手支持;
但是如果你想把卖袜子的钱、炒房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地换成美元转出去,对不起,此路不通。
这道墙最初建立的初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管制资本,纯粹是为了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如果你的大门洞开,几千亿美元的热钱瞬间涌入,你的汇率会暴涨,出口企业会全部死绝;
然后热钱获利后瞬间撤离,你的汇率会,进口成本飙升,通货膨胀会吃掉老百姓的存款。
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要印钱还是收水,必须我自己说了算,不能看美联储脸色),同时我们又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来保障外贸(不能让汇率上蹿下跳搞死出口企业)。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是用局部的“不自由”换取了全局的“稳定”。
看看那些放弃了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吧,土耳其、阿根廷、越南,哪一个不是被美元潮汐收割得死去活来?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这道资本管制的防火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但对中国国运至关重要的“意外之喜”——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他们本能的动作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道墙,你想想看,中国过去四十年靠着几代人996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3万亿美元,看似很多,但如果十几亿人每人换两千美元,这3万亿瞬间就会被挤兑光。
一旦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就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财富,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无偿输送给了西方。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基建狂魔”,之所以能有高铁、有5G、有庞大的产业链,是因为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于是,这些钱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制造业,流向了互联网,流向了国家发行的债券。
说得直白一点,中国资本管制把那些本来可能逃走的财富,强行按在了国内,变成了维系国家运转血液。
这就好比一个高压锅,只有把盖子捂严实了,里面的压力和温度才能上来,才能把肉炖烂。
它让国内的资本即使在预期不好的时候,也只能在锅里打转,哪怕是空转,它也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空转,肉是烂在锅里的。
你想想,如果老板们赚的钱都能随便转走,中国拿什么去搞半导体?拿什么去造航母?
所以,现在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对资本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你在美国赚了钱,想去英国买城堡,去加勒比海买岛屿,或者去瑞士存金条,没人管你。
我们也承认赢家通吃,承认你能赚大钱,但是,赢家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往境外的大额流动,必须受到严格管控。
你在这个国家赚了钱,享受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和政策红利,那你的财富就不能拍拍走了,必须反哺这个国家。
你可以买豪宅,可以买豪车,可以投资建厂,甚至可以奢侈消费,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只要钱还在国内打转,它最终会通过消费、投资、税收的循环,再次回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但是,如果你想把在中国赚取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去填补美国的股市泡沫,或者去供养欧洲的贵族生活?
这不是因为我们仇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搞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原始积累太脆弱了。
我们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身上的每一两脂肪、每一滴血液都不能随便流失。
如果不扎紧这个口袋,中国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做西方的打工仔,永远别想翻身。
当我们理解了这层深意,再看那些因为转不出钱而抱怨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抱怨是多么可笑。
这道资本管制的墙,虽然挡住了一部分人转移财富的路,但它守住的是14亿人的饭碗,守住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宝贵的本金。
好了,讲透了资本管制的双重逻辑,也就是“防守”与“留财”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什么说这种看似不自由的制度,反而在全球比烂的时代,成了中国最大的后发优势?
很多人是不是直观感觉西方那一套更爽?“我的钱我想去哪就去哪”,听起来多自由,多诱人。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而且我敢断言,在未来某一天,一众老牌欧美发达国家,最后都会被迫来抄中国的作业。
按道理,美国政府应该从苹果身上收到巨额的税收,用来修缮美国那破破烂烂的地铁,用来改善美国的公立教育,对吧?
真实的内幕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很难从苹果的海外利润中收到像样的税。
苹果公司拥有一支由全球顶尖会计师和律师组成的避税团队,他们搞出了一个著名的“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架构。
简单的说,就是把全球的利润通过复杂的知识产权授权,转移到爱尔兰的空壳公司。
不仅仅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几乎所有的跨国巨头都在这么干。
开曼群岛、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这些所谓的“避税天堂”,云集了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维持运转,要提供国防、治安、医疗、教育,钱从哪里来?必须依靠税收。
但是现在,在西方制度下,最富有的那群人、最赚钱的那些企业,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合法的把钱转走了,跑到了政府收不到税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欧美的中产阶级活得越来越累,根本存不到钱,一失业就被斩杀的根本原因。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近60%,但是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后)增长了多少?
1973年,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平均时薪,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23美元左右。
但这40年里,美国的物价翻了多少倍?医疗费用翻了多少倍?大学学费翻了多少倍?
一个德国或者法国的工程师,月薪5000欧,听起来不错,但扣掉个税、社保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到手可能只有2800欧左右。
为了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政府只能把刀架在那些跑不掉的打工人的脖子上,因为中产阶级的房产、工资都在国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彻底撕裂。富人越来越富,且不承担社会责任;中产越来越穷,且承担了所有的重负。
大家仔细去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规模以上企业”(简称“规上企业”)。
在中国,你一旦做大,成为了“规上企业”,你的纳税税率和监管力度,和小微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于规上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通常是13%。这是实打实的硬税,配合现在的金税四期系统,你每一笔进销项都在大数据监控之下,想逃税?门都没有。
在所得税方面,小微企业更是享受各种减免,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税负可能只有2.5%或者5%。
在欧美,亚马逊交0税,街角咖啡店交重税,因为亚马逊能请得起千万年薪的律师团队搞避税,咖啡店老板只能硬抗。
在中国,“规上企业”、“头部大厂”,他们是纳税的主力军,跑都跑不掉,必须承担13%以上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
那些处于毛细血管末梢的小微企业,国家反而在拼命给他们减负,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们承担了最大的就业。
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占据社会最多资源的“强者”承担最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
那些大厂、大企业,还有那些日进斗金的直播网红们,他们会立刻聘请最贵的律师,把利润转移到维尔京群岛,把资产变成海外信托。
到时候,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谁来维护?我们的航母谁来出钱造?我们的社保基金谁来填补?
恰恰是因为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资金跨境流动有严格的管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墙才把巨额的财富强行留在了国内。
因为跑不掉,资本只能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哪怕是去投一些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可以不断提高,为什么我们能有钱搞扶贫,搞基建。
这种“资本管制”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智慧,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有预演。
明朝中后期,发展出了极其繁荣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士大夫、豪商巨贾富得流油。
结果就是,官绅阶层占有了国家80%的财富,却几乎不交一分钱的税。而国家财政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剩下20%的自耕农身上。
崇祯皇帝求爷爷告奶奶让大臣捐款,结果这帮富得流油的官僚一个个哭穷,最后李自成进京,从这帮官僚家里搜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中国人善于借鉴历史,中国现在的治国手段,就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而结合实际做出的:
越是大企业、垄断巨头,越必须成为纳税的主力军;越是资本大鳄,越要接受国家的监管。
为什么最近几年,全球化在逆转?为什么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势力在抬头?
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变得封闭了,而是因为全球化的红利分配出了大问题。
过去四十年,欧美资本在全球化中吃得盆满钵满,华尔街的精英们把工厂搬到中国,降低了成本,利润翻倍,股价飞天。
但是,美国俄亥俄州的铁锈带工人呢?他们的工厂倒闭了,工作丢了,社区破败了,最后只能沉迷于芬太尼。
现在发生的一切——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谈判、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供应链重组——
本质上都是愤怒的选民和焦虑的欧美政府,正试图把叛逃了四十年的资本,重新抓回笼子里。
大家注意看新闻,2021年,G7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设定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这就是欧美国家承认了:我们搞不定资本外逃了,我们必须联手搞一个“资本管制”,谁都别想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这一点税收回来。
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去节制资本,去管控财富的流向,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最终会被金钱吞噬。
因为他们的政权本身就是资本资助的,想让资本家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们不需要像西方那样,等到社会撕裂、贫富差距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补牢”。
中国的资本管制,不是为了限制谁的发展,而是为了保证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所有的船员都能同舟共济,而不是船长和大副带着金银财宝坐救生艇先跑了,留下一船乘客去面对冰山。
正是因为这道墙,你的工资才没有变成别人的利润,你的税收才没有变成别人的豪宅,这个国家的财富,才真正留在了这片土地上。